撞破母亲秘密那晚，我把父亲逼上了逃亡路

　　十二岁那年，她撞破了母亲的秘密，也亲手为父亲铺就了十年的逃亡之路——那个下午的决定，改变了一切。

　　2005年秋天，班里来了个实习老师，周媛。她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穿着老气，讲课拘谨，一节课能卡壳三四回。

　　一个昏昏欲睡的下午，她讲《祝福》，反复念叨一句“有些一瞬间的决定，错了就是一辈子”。对这种没意义的废话，我们实在提不起兴致。

　　正昏昏沉沉，班主任突然敲门，把周媛叫了出去。两人在走廊耳语几句，周媛脸色一变，外套都没拿就跑下了楼。

　　直到实习结束，周媛也没有再出现。

　　时间一晃到了2018年夏天。我在烧烤摊等好友“小灵通”，等了一个多小时，正想骂人，他到了，身边还跟着个女人。

　　“你看这是谁？”小灵通挤眉弄眼。

　　女人穿着过时的西服，我一时没认出来。

　　“周老师！周媛！”小灵通声音高了八度，“教我们《祝福》那个！”

　　我浮夸地哦了一声：“周老师，哎哟，好久不见。”

　　周媛笑了：“看来没想起我是谁。”

　　我有点尴尬，岔开话题：“你俩怎么遇上的？”

　　“在法院开庭时碰上的，周老师是对方律师。”小灵通说。

　　“我不是当老师的料，转行了。”周媛自嘲。

　　周媛是我们隔壁省的，从她读小学开始，爸爸就在矿上上班，妈妈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，家中还有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弟弟。爸爸半个月回来一次，矿上工资高，家里的生活还算富足。

　　六年级的一天周媛突然肚子痛，老师让她回家休息。一进家门周媛就感到异样，空气有一种说不出的黏稠，她扭头看到从卧室出来的母亲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，头发有些乱，甚至上衣系错了扣子。

　　周媛往里走，母亲变得慌张，问她突然回来是有什么事儿，周媛没理会，她环顾一周，最后把目光落到了衣柜，定在那里。

　　母亲突然有些用力地拽住她，说中午带她出去吃饭。周媛甩开母亲，拉开了衣柜的门。

　　柜子里藏的是给她家小卖部供货的郑叔。

　　周媛惊恐地看向母亲，母亲一把抱住她，不断哀求：“媛媛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你郑叔就是来喝口水！妈妈求你了，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你爸爸。”

　　听到爸爸两个字，周媛一片空白的脑子变得具体。周媛跑了出去，越跑越远，直到母亲在身后的嘶喊变得沙哑，渺小。

　　周媛坐上了去矿上的班车，她要去找父亲。

　　到了矿上，正赶上工人下班，周媛站在人潮里不知所措，一直晃悠到傍晚。天擦黑时，她遇到了父亲的一个工友。工友带她来到一栋宿舍楼前，大喊一声：“老周！你闺女来了！”

　　二楼的窗户开了。看到父亲那一刻，周媛“哇”地哭了。

　　之后很多年，周媛心里一直复盘，到底是哪儿的问题，事情怎么就发展成这样了。

　　周媛把母亲的事儿告诉了父亲，自己心里的担子卸下了，可这沉甸甸的担子落到了父亲身上。

　　父亲没说一句话。这个老实得有些木讷的男人，承受不住背叛，也受不了流言蜚语，几天后离家出走了。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
　　家里的境况变得艰难，母亲靠着小卖部的微薄收入抚养着周媛和弟弟。周媛陷入对母亲又怜又恨的境地，痛恨她做出对不起父亲的事，让整个家庭陷入困顿，又可怜她的无依无靠，还要承受周围的冷言冷语。

　　家里气氛压得周媛喘不过气，在家经常是周媛说一句话，半天母亲回一句，俩人的话都像是对着空气说的，都在刻意避开彼此，好像俩人一正视对方，就会揭开这个家的伤疤。

　　高中时期周媛就开始住校，很少回家。考上大学后，她逃似的离开了家乡，其实去哪上大学，学什么专业，对她来说都无所谓，只要能脱离这个家。

　　周媛一直没放弃寻找父亲，会时不时跟父亲以前的工友、朋友联系，但一点消息都没有。

　　大四她到我们班实习时，班主任突然敲门，让她赶紧给母亲回电话。周媛一激灵，第六感告诉她——父亲有消息了。

　　她外套都没拿就跑下楼。

　　电话那头，母亲说派出所来电话，父亲不在了。

　　周媛愣住了：“为什么是派出所通知？”

　　母亲无话。

　　“怎么死的？”

　　母亲还是沉默。

　　“人在哪？”

　　母亲说了一个遥远的西北省份。周媛从来没想过会跟那个地方产生任何联系。

　　她和弟弟坐了一夜的火车，又倒好几个小时大巴，周围的环境变得粗犷、凛冽，黄沙成了底色，空气中带有一股说不出涩感。大巴路过一座监狱，耸立的围墙上布满带刺的铁丝，围墙外又加了一圈防护网，岗楼是白色的。

　　她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，父亲这么多年不联系自己，会不会是进监狱了？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多年连个信儿都没有。

　　最后，到了地方——一个突兀地矗在荒地里的馄饨摊。

　　母亲比她先到，正跟一个女人交谈。那女人一直在低声啜泣，反倒是母亲在安慰她。通过她们的对话，周媛拼凑出父亲这些年的生活。

　　这女人叫常红，十几年前丈夫失手杀了人，被判了二十年。为了探监方便，就在监狱外开了个小吃店。一个女人做生意不容易，经常会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人骚扰。

　　跟周媛父亲的相识是在县上，常红去进货，周媛父亲在这家店打杂，每次都会帮常红把货抬到电三轮上，她感觉周媛父亲是个实在人。

　　一次进货中，常红总感觉有人盯着自己，办完事忍不住对周媛父亲说：“大哥，能帮我个忙吗？”常红的眼睛瞟了一眼不远处“盯梢”自己的人，周媛父亲便明白了怎么回事，主动送她回家。

　　后来送过很多次。再后来，两人说不上谁主动，就住到了一起。

　　这份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结果，一个是等待丈夫出狱的女人，另一个是离家出走的男人，都没有细问过去，更没有畅谈未来，都是苦命的人。

　　常红做点小吃，周媛父亲帮忙进货，偶尔打打零工，这些年就这么过来了。周媛父亲的身体不好，经常会喘不上气，偶尔胸口疼，常红劝他去医院看看，他一直说不用。

　　在一次突发晕倒后，周媛父亲仍不去医院，常红气得与他冷战起来，无奈之下，周媛父亲说出缘由。

　　原来，周媛父亲早年在内蒙古打工的时候，老板拿准了他老实，拖欠工资，周媛父亲要了很多次，一分钱都要不回来。

　　在一次讨债过程中，俩人爆发激烈争吵，周媛父亲捅了老板八刀，跑了。周媛父亲不知道老板死了没有，但即便没死，也是严重的刑事案，所以就一直躲在大西北，不敢去医院看病，就是怕身份暴露。

　　常红不再坚持，只能定期对照症状去医院给周媛父亲买些药。

　　像是有预感一样，离世前，不善言辞的父亲把这辈子的话都说了，他说做梦都想回家，但死后不想埋在家乡，家乡太“吵”了，还是大西北安静。

　　他是大清早突发的心梗，从发病到离开不到二十分钟。

　　安顿完父亲的后事，母亲想把父亲的骨灰带回去，被周媛制止。

　　“爸不愿意埋在家里，你真不明白吗？”周媛声音提高了八度，“生前窝囊，死后他不愿骨灰再被人指指点点，还有！他不愿意以后跟你葬一起！”

　　母亲哑了，不再坚持。

　　“还有件事。”一直沉默的弟弟突然说话了，“咱们不能就这么回去。爸留下的钱才八千一百块？他在外头十几年，就攒下这点？那个常红肯定没少花他的！得让她把钱吐出来。馄饨店也该分一半。”

　　周媛冷笑一声：“你是不是忘了她老公是个杀人犯，你找常红要说法，不怕她老公出来后找你要说法？”

　　弟弟也哑火了。

　　民警告诉他们，是常红报的警，她觉得应该让家里人知道，但是又怕自己说不清楚，所以选择了由警察通知周媛母亲。

　　至于周媛父亲生前所说的“捅了老板8刀”，他们尝试着联系到了当年的老板，他官司缠身并未报警，认为“这八刀抵了拖欠的工钱”。

　　最后，周媛父亲的骨灰被留在了大西北。

　　周媛大学毕业后自学通过了司法考试，拿到了律师资格证。当实习律师那一年，母亲打电话给她，吞吞吐吐绕了半天，小心翼翼问她手头有多少钱。

　　“我还有半年多才转正，现在没工资，只有一点奖金，刚够生活。”

　　听到那头母亲有些失望的“哦”，周媛又问：“你要钱干啥？”

　　“你弟相了个对象，俩人准备结婚，想在县城买个房。”电话那头的母亲有些疲惫，用挤出来的一点力气说道，“我就问问，没有就算了。”

　　最后，母亲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只留了临街的小卖铺，再加上这些年的积蓄，在县城全款买了个房子。

　　周媛不喜欢自己的弟媳，第一次见面质问她为什么非要全款的房子，为什么逼未来婆婆卖掉老宅。

　　弟媳没生气，脸上依旧带着微笑，这个铁匠的女儿，有着挺拔的胸和硕大的屁股，眼睛永远弯弯的，似笑非笑，张嘴净是俏皮的好话，虚假又世俗。

　　她说：“结婚后就把咱妈接到县城一起住，我伺候咱妈，姐，你在外面，家里啥都不用管。”

　　周媛听得一阵牙碜，尤其是那一口一句“咱妈”。

　　果然，母亲住进新家不到两个月，就被弟媳以各种借口“劝”回老家，住进了小卖铺，一个拥挤不堪、仅巴掌大的地方。

　　2015年，母亲病了，发现已是晚期。弟媳又开始上演孝顺的戏份，当着周媛的面将粥吹凉了喂给母亲，不断重复：“妈，你热吗？”“妈，你冷吗？”“妈，你喝水吗？”

　　粥还没喂到嘴里，弟媳就刻意在周媛面前提起，住院花了多少钱，买补品花了多少钱。

　　周媛听不下去，没好气地说：“钱你们不用管，我出。”

　　弟媳情绪激动，挽着周媛的胳膊：“说啥呢，姐，咱们可是一家人。”但也只是重复了一遍，没有拒绝。

　　晚上周媛陪床，念叨起这两口子：“真行，就等我出钱呢，拿到话了，面都不露了。”

　　“他俩也不容易，都没个正经工作，还有孩子要养。”母亲说。

　　“你还替他俩说话，把你赶出来，你不恨他俩？”

　　“啥赶不赶的，是我自己要回去的，年纪大了，跟年轻人过不惯。”

　　周媛心里清楚，母亲是怕有些风言风语伤害到弟媳和孩子。

　　聊起了天就有点收不住，周媛顺势问了一句：“日子过成这样，你恨我爸吗？”

　　母亲的笑容停止了：“怎么可能恨他，他是个老实人，就是太拧了，不会说话，是我对不起他。”

　　“那恨我郑叔吗？”当年郑叔和母亲的事情败露，郑叔离了婚，被赶了出来，房子、钱、孩子都归前妻。

　　“恨他干啥，这些年没少帮我，你弟买房，他给拿了不少。他这些年也不好过，孩子跟他不亲，他也苦。”

　　病房安静了，周媛心里嘀咕，不恨父亲，不恨郑叔，莫非恨的是我？母亲看穿了周媛的心思，又说：“什么恨不恨的，谁我也不恨，谁都不怨，这些年了，我知足。”

　　周媛陪了半个月的床，被母亲赶走了，让她赶紧回去上班，说自己的身体没毛病，好得很。

　　2016年初，周媛接到弟弟电话，母亲病危。

　　母亲老了很多，整个人一下枯萎起来。周媛到的时候，母亲正侧身躺在病床上，鼻子上吸着氧，手腕上输着液，整个人有气无力，见到周媛也只是眼神示意她坐下。

　　治疗的副作用很大，母亲的头发掉了一大半，说话夹杂着浓厚的鼻音，甚至一句话要分几次才能说完。时常会大小便失禁，处理这些让周媛有些生理厌恶，可找护工来处理好像又会显得“不孝”。

　　一个月后，母亲的状态似有好转，周媛赶紧回去上班了。

　　“就是这次走了后。”烧烤摊上，周媛幽幽地说：“我想跟我妈说声‘对不起’，但就是张不开嘴，你懂吗？”

　　周媛讲自己的故事，我和小灵通都插不上话。起初我只是感觉周媛太自来熟了，可看她一直不停，又生出一股悲凉，她是有多孤独，才会把这些话说给自己当年的学生听？

　　2016年秋，周媛接了一个案子，一个对于她职业生涯至关重要的案子。没多久弟弟打来电话，说母亲应该就这几天了。

　　母亲更老了，整张脸像个桃核一样，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上去的。躺在床上整个人都萎缩了，眼睛常闭，连睁眼都成了一件体力活，病痛的折磨让她一直发出痛苦的呻吟。

　　煎熬，等待开庭煎熬，等待母亲死去也煎熬。她从未如此期盼她死去。

　　半个月后母亲竟又好转了，睁开了眼，张开了嘴，能正常聊天，让周媛赶紧回去工作。周媛又惊又愧疚，前些日子怎么能对母亲有那样的想法。

　　案子办得很漂亮，除了经济上得到实惠，各种案源也陆续过来，周媛忙得不可开交。年底又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，这次她淡定很多，甚至加了两天班，把手头的事忙完了才开车往回走。

　　到家得知母亲已于两日前离世，周媛愣住，质问弟弟为什么不告诉自己。

　　弟媳上来搭腔：“姐，妈走得挺安静的，没遭罪，放心吧，我都说过家里有我俩呢。”

　　“放心个屁。”周媛失控了，扇了弟媳一巴掌，“显得你俩孝顺！你们俩表面功夫做得挺足啊！”

　　弟弟急了，推了周媛一把：“不两天前就告诉你了吗？你不回来还怨我们了？”

　　周媛还想骂，很快被亲戚拉开了。

　　出殡时弟弟弟媳哭得撕心裂肺，周媛竟一声哭不出来。可真到了下葬的时候，周媛像突然被什么附体一般，吼叫了一声“妈”，眼泪一下就止不住了。

　　一个本家的婶子捅了捅她：“媛媛，下葬的时候不能哭，你快收住。”旁边几个搭腔道：“这时候哭，怕人送不走，快停吧。”

　　周媛收住了，就像急刹车一样，头磕到地上，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，说了句：“妈，对不起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