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婚协议已经签了，律师问我确定吗

　　律师把协议推过来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他桌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绿茶，茶叶沉在杯底，水已经凉了。

　　我低下头看协议最后那一行，签名栏里已经有了陈建国三个字，写得很随意，像他平时在超市收银台签账单那样。我在他名字旁边签了自己的名，李秀珍，三个字，笔在纸上带着轻微的摩擦声。

　　律师说，确定吗。

　　我抬头看他，他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戴眼镜，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是职业性的，不带任何判断，就是在走程序。我知道他一天要问好几个人这句话。

　　就在那一秒钟，我想起来了。

　　陈建国说过"随便你"这三个字，是在我们结婚第七年，我说想去老家看我妈，他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没回头，说，随便你。

　　那是个普通的周五晚上，我站在客厅中间，手里还拿着洗碗布，没拧干，水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。

　　我和陈建国是厂里介绍认识的。那时候我在棉纺厂做质检，他在隔壁车间开机器，高高的，话不多。我们谈了不到一年就结婚了，父母那边都没什么意见，两家条件差不多，也没太多可计较的。婚礼办得简单，在镇上的饭馆包了两桌，喝了点本地的散装白酒，就算过了。

　　头几年其实还好。他不是坏人，不打人，不赌钱，每个月工资交到我手里，自己留点烟钱。我妈说，这种男人现在不多了，好好过。我也觉得是，好好过。

　　我们买了房，是个两室一厅，在五楼，没电梯。生了女儿小慧，我妈过来帮带了两年，再后来厂子效益不好，陈建国先下岗，去跑了几年货运，我后来也内退，在小区门口开了个小卖部。

　　日子就这么过着。

　　你要说哪里不好，也说不出来，就是有一种感觉，慢慢的，像砖缝里的水，往里渗，等你发现的时候，墙已经潮了。

　　陈建国这个人，不跟你吵架，但也不跟你说话。不是不说，就是说不到一起去。我说小慧最近成绩下滑了，他说小孩子都这样，不用管。我说楼上的老王家把走廊堆满了杂物，要不要去说一声，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说今年冬天要不要换个厚点的被子，他说现在的也够用。

　　每次我说完，他说完，就结束了，不往下走。

　　我后来就不怎么说了。

　　有一回我生病，发烧烧到三十九度，自己骑车去医院挂了水，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家里灯都开着，他在看电视，桌上摆着他自己吃完的饭，给我剩了半碗米饭，没有菜。我站在门口换鞋，他说，回来了。我说，回来了。

　　就完了。

　　我没哭，也没跟他说什么。把剩下的半碗饭热了热，就着前两天剩的一点咸菜吃了，然后去睡了。

　　要说哪一件事让我决定离婚，其实也没有一件事。

　　是那个随便你。

　　说完随便你之后的这几年，我回去看了我妈，我妈后来去世了，我办了后事，哭了很多，他去送了葬，回来什么都没说。小慧考上了外省的大学，走的那天我送到火车站，回来家里就剩我们两个了，他说，安静了。我说，嗯。

　　我们两个在这个房子里住着，像两个都不开窗户的人，各自呼吸各自的空气。

　　我大概是在小慧走了以后的第三年开始认真想这件事的。我那年五十一岁，还在开小卖部，每天进货、理货、收钱、找零，偶尔跟街坊说几句话。有一天傍晚我在盘货，数到一箱方便面少了三包，对不上账，蹲在那里反复数，数了好几遍。

　　数着数着，我就想，我还有多少年。

　　不是想死，就是这么一想。我妈走的时候七十二岁，我爸更早，六十五，我现在五十一，往后数，快的话也就二十年。这二十年，我要在这个房子里跟一个说随便你的人再过二十年吗。

　　我把方便面放回去，锁了门，走路回家，一路上没多想别的。

　　晚上我跟陈建国说，我想离婚。

　　他在看手机，抬了一下头，说，为什么。

　　我说，我觉得我们过不下去了。

　　他说，哪里过不下去，不是好好的吗。

　　我说，我不觉得好好的。

　　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你想清楚了吗。

　　我说，想清楚了。

　　他放下手机，看着我，表情我说不清楚是什么，不是愤怒，也不是难过，就是一种我见过的表情，他想事情的时候就是那样，眼神是空的，往一个方向看，但不是在看那个方向。

　　他说，行，你说离就离吧。

　　手续办起来比我想的顺，也比我想的难。

　　顺是因为他没闹，配合，该签的签，该去的去，房子归我，他的车和存款他拿走，小慧那边两个人一起去跟她说的，小慧哭了，他说***决定的，我尊重她。

　　难是因为那些日子我睡得很轻，半夜经常醒，醒了就躺着，不想事，就是睡不着，天花板上有条细缝，跟了这房子二十多年，我每次醒都看见它。

　　离婚前最后一个月他还住在家里，我们两个继续住着，分开睡，吃饭也不总在一起，他有时候回来晚，我就自己先吃了。有天早上我起来，看见厨房水槽里泡着一只碗，他前一天晚上回来自己吃了点东西，碗泡在那里，没洗。

　　我把那只碗洗了。

　　就那么洗了，没想别的。

　　律师问我确定吗，我看着那杯凉掉的绿茶，想起随便你这三个字。

　　不是那三个字让我伤心，是那三个字说出来之后，我站在客厅中间的那一会儿。洗碗布里的水一滴一滴落下去，我没动，就那么站着，等着，等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　　也许等他说，你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

　　他没说。

　　我说，确定。

　　律师在协议上盖了章，把我那份递给我。我叠好放进包里，站起来，往外走。推开门的时候外面有点刺眼，是下午的太阳。

　　我在门口站了一下，包里有那张纸，有我的名字，也有他的名字，就这样了。

　　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了我们住了二十三年的小区，门口那棵梧桐树落了叶，保安在门房里坐着打瞌睡，我没进去，继续走。

　　走了大概二十分钟，我在路边的一个馄饨摊坐下来，要了一碗馄饨，加了辣，坐在那里等。

　　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头发有几根白的，围着围裙，手脚很快，一边包一边跟旁边的人说话，说得很热闹，笑起来声音很大。

　　馄饨端上来，我低头吃，很烫，我还是一口一口吃完了。

　　结账的时候摊主说，你一个人？

　　我说，一个人。

　　她说，行，一个人也挺好的。

　　说完她就去收拾别的桌子了，不是安慰我，就是随口一说。

　　我把钱放在桌上，起身走了。

　　路边的树叶还在落。

　　你说这算什么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