办了离婚手续，公公在门口等了我三个小时

　　离婚证拿到手的那一刻，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眼泪。

　　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把两本红本子推过来，我和陈建国一人拿一本，她说了什么祝福的话，我没听进去。我就看着那个本子，薄薄的，比结婚证轻，比我以为的轻太多。

　　陈建国先走。他背对着我，我看见他西装后背有一条细小的褶子，跟了他一辈子的人，他出门前西装后背有褶子，以前我会伸手给他抚平。那天我没动。

　　我在大厅里坐了一会儿。不是舍不得，不是后悔，就是腿有点软，想坐着。

　　出门的时候，我看见公公站在台阶下面。

　　公公那年七十八岁。他站在那里，穿一件灰色的棉布衬衫，手里拿着一顶帽子，没戴，就捏在手里。我后来想，他大概在门口等了很久，不知道我们几点出来，也不知道该不该进去，就站在外面，一直等。

　　我愣了一下。没想到会是他。

　　我以为来的会是陈建国的哥哥，或者是嫂子——他们一直觉得这场婚姻是我的错，是我太挑剔，是我不懂事，是我年轻的时候太强势，是我让陈建国受了委屈。这些话我都听说过，不是当面说的，是拐了几道弯传到我耳朵里的，但我都知道。

　　可来的是公公。

　　他看见我，把那顶帽子往手里攥了攥，走上来。我站着没动。我们两个人在台阶上对着，周围有人进进出出，有人推着婴儿车笑着从旁边走过。

　　他说，建国不是坏人。

　　就这一句话。

　　我没回答。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真的。他说的是对的——陈建国不是坏人，二十六年，他没打过我，没骂过我，逢年过节买礼物，孩子生病了会守夜，这些都是真的。他不是坏人。

　　但我五十二岁了，往后还有多少年，没人知道。

　　我和陈建国的事，从哪里说起？

　　要说起来，就要说到二十年前那顿饭。

　　那年我三十二岁，我妈那边的亲戚来了，在家里吃饭，八个人坐一桌。我做了一桌子菜，最后端上来一盆鱼，我妈说，这鱼腥，你做饭越来越不行了。当着那么多人。

　　我当时就愣住了。

　　陈建国坐在对面，他低着头，夹了一筷子菜，什么都没说。就那一筷子，我记了二十年。

　　不是恨他。我说不清楚，就是那一刻，我突然知道了，这辈子我在这个婚姻里是一个人的。有人陪着睡觉，有人陪着吃饭，有人陪着过年，但有些时刻里，是一个人的。

　　这个念头有了，就压不下去了。

　　后来的事一件一件叠上来，都是小事。他答应带孩子去看病，临出门说单位有事，让我自己去。我升职的那个月，他说，女人做到这个位置也差不多了，往上走家里就顾不上了。我妈住院，他来了一次，以后再没来。这些事单独拿出来，一件都不算什么，但二十六年，每一件都往那个念头上压，压着压着，就压实了。

　　我找他谈过一次。那是去年的冬天，我们吃完饭，我说，我们过不下去了。他看着我，过了很久，说，你更年期了。

　　我没再说话。把碗收走了，洗碗，擦桌子，把剩菜放进冰箱。这些动作我做了二十六年，那天做完，我就知道了。

　　公公站在台阶下，说完那句话，就没再说了。

　　我们沉默了一会儿。他的手一直攥着那顶帽子，攥得很紧，帽檐都变形了。我不知道他站了多久，他七十八岁，腿不好，走路有点跛，从他家到这里要坐两趟公交。

　　我问他，您怎么来的？

　　他说，坐车来的。

　　我说，等多久了？

　　他说，没多久。顿了一下，说，三个小时吧。

　　我没说话。

　　他说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没别的意思，你别多想。

　　我看着他，他的头发全白了，背也有点弯，那件灰色的衬衫洗了很多次，领子的颜色淡了。他和我公婆相处了二十六年，他这个人，从来不多说话，逢年过节给我夹菜，我生孩子那年他在医院门口坐了一夜，孩子满月他喝了点酒，红着眼睛说，建国有你，是他的福气。那是他说过最多的话。

　　我喉咙里有点什么东西，说不清楚是什么。

　　我说，爸，我送您回去。

　　他摆摆手，说不用，说你有事去忙，说我自己坐车。然后他把那顶帽子戴上，转身走了。我站在那里看他走，他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，背影缩得越来越小，拐过路口，就不见了。

　　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。

　　我坐在饭桌边，什么都没做，桌上放着那本离婚证，还有下午买的一袋苹果。灯光黄的，屋子里很安静。

　　我想起很多年前刚嫁到那个家，公公第一次叫我的名字，不是叫我"建国媳妇"，是叫我"秀英"，我当时心里暖了一下。就那么一下。

　　苹果买回来还没洗，就那么放着。

　　那顶帽子压坏的帽檐，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整回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