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哥离家三十年没打过一个电话

　　父亲刚咽气四十分钟，大哥的车就停在了院门口。

　　我站在堂屋门槛里，看见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，第一个念头不是悲伤，是：他怎么知道的。

　　我没告诉他。二姐也说她没打。母亲那时候坐在里屋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更不可能。

　　大哥五十八岁了。我上次见他是二十二年前，父亲六十大寿，他来了，吃了顿饭，走的时候说有事，后来就又没了音讯。那之前八年，他离家去南方做生意，说要闯出个名堂，走的时候把家里的一千二百块钱带走了一半，剩下的留给父亲"周转"。那六百块钱后来成了我们家一个说不完的话题，说了二十年，最后也没人说得清楚到底算什么。

　　他站在院子里，穿一件深灰色的夹克，头发白了一多半，腰有点弯。我当时就在想，父亲如果看见他，会认出来吗。

　　"爸走了？"他问我。

　　我说嗯。

　　他点点头，没哭，往里走。

　　我让开了。不是因为我愿意让，就是身体自己往旁边移了一步。

　　那天来的人很多。父亲在村子里辈分高，又做了半辈子赤脚医生，来的人有他以前看过病的，有邻居，有父亲的老朋友，堂屋里摆了白菊，地上铺了草席，人进进出出，香烟的气味和哭声混在一起，我脑子里一直是懵的。我去厨房烧水，看见炉子上还搁着父亲昨天喝了一半的药，一个深褐色的陶罐，盖子没盖严，歪着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把它移走，就那么放着，一直到晚上。

　　大哥跪在父亲床前，磕了三个头，没有哭出声，就是把头压得很低，在地上停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了。

　　我二姐从里屋出来，看见他，没说话。她比我大七岁，跟大哥是一母同胞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但那天她看他的眼神，就像看一个陌生人。

　　头七还没过，大哥就开口说了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母亲早早睡了，我和二姐坐在堂屋收拾东西。大哥坐在椅子上，抽烟，抽了半根，说："爸的事，我们得谈谈。"

　　我二姐手里拿着一叠父亲的旧证件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

　　大哥说："这房子，还有地，是要怎么处理。"

　　我当时手里正在拆一个纸箱，父亲住院前装了些书，我拆到一半停了。不是气，是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这话。

　　"爸刚走几天。"我说。

　　"我知道。"他说，"但这些事总得说。"

　　他说话的腔调变了，不是我记忆里那个大哥了，普通话里掺着一点南方的音，说话利落，像是谈事情惯了的人。

　　我二姐把那叠证件放到桌上，说："你三十年没回来，爸住院那两年，你来过一次没有？"

　　大哥沉默了一下。说："我有我的难处。"

　　"什么难处？"

　　"说了你们也不信。"

　　我二姐就不再说话了。她低下头，继续整理桌上的东西，那叠证件她来回摆了好几次，也没摆到什么地方去。

　　后来大哥说，他在外面这些年也不容易，生意做起来又垮掉，垮了又做，现在手里还有几个项目在跑，但资金一直紧。父亲这边，他是儿子，该有的那份他不想放弃。

　　说完他掐灭了烟，看着我们两个。

　　我不知道我当时什么表情。我只记得我脑子里忽然想到一件不相干的事——父亲有个老收音机，天蓝色的壳子，九十年代买的，后来塑料老化，有一块裂了，父亲用胶布缠了好几圈，一直用到去年才放到柜子里。那台收音机现在在哪儿，我想了半天没想起来。

　　那一晚我们没谈下去。我说我累了，先去睡，二姐说她也要看着母亲。大哥在堂屋里坐了一会儿，后来也回他住的那间房了。

　　接下来几天，他没再提这件事，帮着张罗丧事，买东西，跑手续，该做的都做了，做得也不算敷衍。我看着他，有时候觉得他变了，有时候觉得没有，就是拿不准。

　　出殡那天，村里的老人来帮抬棺，大哥走在队伍前面，他是长子，该他走的位置。我跟在后面，听见旁边有人小声说："老大回来了，这次是真的。"另一个人回了什么，被鞭炮声盖掉了，我没听清。

　　父亲下葬之后，大哥又住了三天。

　　走的那天早上，他在院子里站着，我出来倒水，他说："妈那边，你们多照应着。"

　　我说知道了。

　　他说："我会打钱的。"

　　我没回答。

　　他又站了一会儿，上车，走了。

　　我站在院门口，看着他的车拐过村口那棵老槐树，没了。

　　母亲那天没有出来送他。她坐在里屋，把父亲放着的那个抽屉打开来，一件一件往外取，父亲的老花镜，几本旧存折，一个装着零钱的白色信封，取出来，又放回去，取出来，又放回去。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没进去，也没说话。

　　那个抽屉里还有一张合影，是很多年以前照的，大哥还在家的时候，我们几个站在院子里，父亲在最中间，笑得眼睛都没了。照片边角有点卷，颜色也泛黄了。

　　母亲最后把那张照片单独放到了枕头旁边。

　　那只陶药罐，我最后还是没移走，一直到二姐来收拾厨房，才把它洗了放到柜子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