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47岁那年，离婚后搬进出租屋

　　离婚协议签完那天，我把锅也留给他了。

　　出租屋在四楼，楼道窄，灯泡是那种老式的节能灯，开了得等半分钟才亮。房东姓张，五十多岁，给我看房的时候一直强调采光好。我站在窗边往外看，对面是一堵墙，墙上爬着不知名的藤，枯的。

　　我没说什么，当场交了押金。

　　搬进来是十一月，北方的十一月，暖气还没来，穿着羽绒服睡了三天。楼上的脚步声从第一天就有，不是很响，但是很规律，像有人在来回走。我数过，一般是晚上九点多开始，走十几分钟就停了。

　　第五天晚上，有人敲我的门。

　　我以为是房东，开了门。站在外面的是个女人，头发花白，梳得很整齐，穿一件深蓝色的棉袄，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碗，碗上有盖子。她说，刚搬来吧，煮了点粥，你要不要。

　　我愣了一下。说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

　　她说，没事，搁着吧，热乎的。说完把碗放在门口地上，转身就走了。

　　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个碗，反应了大概十秒，才弯腰把它捡进来。揭开盖子，是小米粥，上面漂着几颗红枣。碗底还温着。

　　我不喜欢小米粥。

　　但是那天晚上我把它喝完了。

　　楼上那个女人叫贺兰，我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。她是那种很难判断年纪的人，头发全白了，但皮肤好，走路也快，不像七十岁，但也不像五十岁，就是那么悬着。

　　她住在我正上方，我们的门在同一侧，楼道里经常遇到。她每次遇到我都要说一句话，说完就走，不等我回答。有时候是"今天风大，出门戴帽子"，有时候是"超市鸡蛋打折，二十个十二块钱"。

　　我也不知道怎么接，就嗯一声，或者点个头。

　　她不在乎我接不接话，反正就说那么一句。

　　十二月的时候，她又来敲门，这次端来的是一碗炖豆腐，豆腐切得厚，里面有冻豆腐，还有几根白菜帮子，汤是酱色的。我说我不饿。她说，不是让你现在吃，是给你备着，半夜饿了别乱翻东西。

　　我想了想，问她，您是退休了住这儿？

　　她说，儿子让我住他那儿，我不去。

　　就这么一句，没下文了。她把碗放下，走了。

　　那碗炖豆腐我当晚吃了，就着两个冷馒头，坐在窗边吃的。窗外的那堵墙，夜里看不清藤，只能看见砖缝的轮廓。我吃完想，这馒头不知道哪天买的，应该是硬了。

　　就是这么想，没别的意思。

　　春节前两周，我女儿来了一次。她坐了三个小时的高铁，带了一袋水果，进门看了看，说妈你这儿怎么这么小。

　　我说够住。

　　她在我这儿坐了大概两个小时，大部分时间在看手机。中间问了我几个问题，都是那种听着关心、其实不太需要答案的问题，比如生活规律吗、睡眠好不好、有没有出去走走。我一一答了，她嗯嗯嗯地应着，手机没放下。

　　走之前她说，妈，要不你去跟爸说一声。

　　我没说话。

　　她说，他最近也不好过。

　　我说，我知道。

　　然后我们就没再说这件事。她走的时候我送到楼道口，看她下了楼梯，楼道灯亮了，又灭了。

　　那天晚上贺兰又来敲门。

　　这次她没端东西，就站在门口说，你女儿走了？我说走了。她说，进去说会儿话？

　　也不知道为啥，我让她进来了。

　　她在我那把折叠椅上坐下，我坐床沿。她没问我离婚的事，没问我女儿，也没说什么安慰的话。她说，我年轻的时候在纺织厂上班，有一年冬天下大雪，我上夜班，路上雪没过脚踝，我就那么趟过去的，鞋全湿了，上了班换了一双同事的拖鞋，穿了一整夜。

　　我说，后来呢。

　　她说，后来同事找我要拖鞋，我还回去了。

　　我们就这么聊了大概四十分钟，她说她年轻时候的事，我偶尔插一句。快十点了，她站起来说，睡了，明早我去买菜，你要什么。

　　我说不用了。

　　她说，反正我要去，你说一个就行。

　　停了停，我说，白萝卜吧。

　　她说，好。出去了。

　　后来我们就这样维持着。她隔三差五敲我门，有时候带吃的，有时候就说一两句话，有时候进来坐一会儿。她不问我的事，我也不问她的。就是坐着，或者说一些不相干的话。

　　有一次她说，她年轻的时候有个手艺，会织毛衣，后来眼睛不行了，织不了了。我问，织了多少年？她算了算，说，从二十岁织到五十几，三十多年。我想了想，说，织了多少件？她说，记不清了，反正够穿。

　　我们都没说别的。

　　三月底，暖气停了，天还没完全暖，出租屋里有点阴。我那段时间睡得不好，总是三四点醒，醒了就躺着，听楼上的声音。有时候能听见贺兰走动，不是很响，就是那种老人夜里睡不沉、起来倒水或者上厕所的声音。

　　有一天半夜我又醒了，躺了大概一个小时睡不着，就起来喝水。站在厨房，听见楼上有动静，然后是一声闷响，不重，就是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。

　　我等了一会儿，没动静了。

　　我就站在那里，想了想，也不知道要不要上去敲门。反正就站着，站了大概五分钟，听见楼上又有脚步声，慢的，走到哪儿、停一下，然后没声了。

　　我把水杯放下，回去睡了。

　　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碰见她，她手里拎着一个布袋，说去买豆浆。我看了她一眼，没什么异样，就说，昨晚听见响声，是你吗。

　　她说，摔了个碗，没事。

　　我说，摔碎了？

　　她说，摔碎了。

　　我说，我这儿有碗，你要的话拿一个去。

　　她看了我一眼，说，什么碗。

　　我说，普通的，白瓷的，超市买的，用得挺好的那种。

　　她想了想，说，那给我一个。

　　我回去拿了个碗，递给她。她接了，翻过来看了看底，说，挺好的。然后就去买豆浆了。

　　五月的时候，我换了工作，离出租屋近了一些，不用再倒两趟地铁。新工作不算好，但也不算坏，就是坐在那里，对着电脑，做一些不需要太动脑的事情，下班就回来。

　　贺兰还是偶尔来敲门。有时候我在，有时候我不在，她来了见我没开门，就走了，也不在意。

　　六月底，她说她儿子要来接她住一段时间，走之前来我这里坐了坐。那天她带了半斤绿豆糕，放在我桌上，说，超市打折买的，不一定好吃，但是你尝尝。

　　我们坐了一会儿，她说起她年轻时候厂里的事，说到一个女同事，性格烈，有一年跟车间主任吵了一架，吵完第二天照常上班，什么事没有。说完贺兰笑了笑，说，那女的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了。

　　我吃了一块绿豆糕，确实一般，有点干。

　　她走的时候，我送她到门口。她下楼梯，走到一半，回头说，那个碗用着挺好的。

　　我说，好用就行。

　　她就下去了。

　　楼道灯亮了一下，又灭。

　　那天晚上我坐在窗边，窗外的那堵墙，藤已经绿了，稀稀拉拉地爬着。桌上那半斤绿豆糕还剩大半盒。

　　我没想什么，就是坐着。

　　后来大概想起来，那个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