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母照顾父亲十二年，父亲走后三个子女要她搬

　　老三说话的时候，我正在收拾厨房。

　　那天我刚炖了一锅骨头汤，锅还没凉透，厨房里有一股油腻的热气。老三站在客厅，没走进来，隔着半截墙跟我说：妈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这个房子以后……

　　他没说完。

　　我把灶台上那块抹布拧了一把，搭在水龙头上。抹布是洗了很多次的那种，原来是格子花纹，现在只剩一点点模糊的痕迹，说不清是蓝色还是绿色。

　　我走出去，看了他一眼，说：你说完。

　　老三今年四十一了。我嫁给他父亲的时候他二十九，已经是个大人，已经有了自己的立场，有了自己对我的判断，从第一天就有，一直没变过。这十二年，他叫我"妈"，但那个字说出来的时候，从来不是那个意思。

　　他说，这个房子是爸的，现在爸走了，按法律应该三个人继承，你也有一份，但我们想……他顿了一下，我们想你能不能搬出去，房子我们处理，你那一份，我们给你钱。

　　我当时没说话，不是因为气，是因为我在想——厨房那锅汤，明天还能喝一天，但后天就馊了。

　　这个念头跟他说的话搅在一起，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。

　　我叫周秀兰，五十八岁。

　　我跟沈建国结婚那年，四十六岁，他五十二。他第一任妻子走得早，三个孩子最大的已经工作，最小的老三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。那时候沈建国的身体已经开始出问题，高血压，腿脚不好，一个人住这套房子，上上下下不方便。

　　是我自己愿意嫁的，没人逼。

　　我当时一个人过了快二十年，从来没觉得特别难。我在一家单位做档案，不是什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整理文件，归档，偶尔有人来查什么，我帮忙找出来。这个工作我做了三十年，做得很熟，也没什么意思，但稳。我妈去世早，爸爸跟着我哥住，我哥家也不宽裕，那时候我身边没什么人，但我说的是，我没觉得特别难。

　　后来认识沈建国，是邻居介绍的。他第一次来我家，带了一袋苹果，苹果是超市里那种套了泡沫网的，很普通，但他把袋口扎得很认真，好像带的是什么贵重的东西。

　　我当时就觉得，这个人能处。

　　我没料到他的身体会那么快垮下去。我们婚后第二年，他就开始出现脑梗的前兆，医生说要注意，要长期吃药，要有人照看。那之后的十年，基本就是——医院，药，饭，有时候半夜突然不舒服，我爬起来量血压，打电话问医生，有时候没事，有时候要叫救护车。

　　三个孩子，每年春节回来，每年待三四天，每年走的时候说有什么事你打电话。

　　我打过几次。他们接了，说好，说知道了，说我最近有点忙，说我安排一下，说……

　　后来我不怎么打了。不是怪他们，就是打了也没什么用，我自己处理更快。

　　有一年，是沈建国生病第七年，他有一段时间认知出了点问题，说的话有时候对不上，有时候叫我的名字，叫着叫着叫成了他前妻的名字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是我觉得最难的那段时间。

　　不是因为他叫错了名字这件事本身，是因为那个状态下的他，说的都是年轻时候的事，说他们怎么认识，说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多高兴，说很多我不在场的事，说得很清楚，比跟我说话的时候清楚多了。

　　我就坐在旁边听。有时候听很久，有时候他说着说着睡过去了。

　　护工是后来才请的，那段时间还是我一个人。晚上睡觉我把门开着，怕他起来摔跤。我那时候睡眠很浅，一点声音就醒。早上起来，眼睛里有时候有点血丝，我对着镜子看了一下，没觉得有多难看，就去做饭了。

　　我买了一本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书，书脊裂开了，是图书馆淘汰的旧书，不知道被多少人翻过。我一页一页读，把有用的地方用铅笔划线。后来那本书放在床头柜上，沈建国翻过一次，翻完放回去，什么也没说。

　　沈建国是在今年三月走的。

　　那天早上，我喂他吃了早饭，他气色不好，我说要不要去医院，他说不用，说想睡一会儿。我去洗碗，洗完回来，他就走了，就这样，很安静。

　　我站在那里，站了一会儿，给老大打了电话。

　　老大来的时候，老二老三也来了。后事办完，他们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一个星期，那一周，我基本不进客厅，我在厨房做饭，他们在客厅说话，有时候声音很低，有时候会停下来。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，也没有特别想听。

　　那天老三来找我，就是在那一周快结束的时候。

　　我听他说完，问了他一句话。

　　我说：你们三个商量过了？

　　他说，嗯，都说了。

　　我说，老大也说了？

　　他说，对。

　　我没有再问第三个问题。

　　我当时想的是，老大性格软，这件事大概不是她的主意，但她大概也没有拦。老二跟我关系最远，十二年里说过的话，算起来可能不超过一百句。老三是最会说话的，也是最知道怎么把一件硬的事情说得软一点的人。

　　但我没说出来。说了也没用。

　　我回到厨房，把那锅骨头汤倒了。倒的时候，我看着那些骨头进了下水道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就是觉得浪费。

　　那天晚上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在这套房子里一个人坐到很晚。

　　这套房子住了十二年，两室一厅，采光不好，北面那间卧室冬天冷，暖气片不够用，每年都要多搭一个电热毯。客厅的墙角有一块地方受潮，起鼓，沈建国在的时候说等天晴了找人修，一直没修。那块地方我每次扫地都绕过去，绕了不知道多少次了，后来就不觉得它碍眼了。

　　壁柜里还有沈建国的一些东西，几件毛衣，一双没穿旧的棉鞋，一些文件夹。文件夹里是什么我没有翻过，那是他自己的东西，我从来没有翻过他的东西。

　　我想，这些东西，我走的时候要怎么处理。

　　后来我把我哥打了电话。

　　我哥比我大六岁，一辈子话不多，我说了几句，他在那头沉默了一下，说：你想好了吗？

　　我说，还没有。

　　他说，那就再想想。没想好就别答。

　　就这一句话，然后我们又说了一会儿别的，他问我血压最近怎么样，我说还行。他说，那就好。

　　挂了电话，我在想他说的"再想想"是什么意思。是让我再想想要不要搬，还是让我想想搬去哪里，还是别的什么。

　　我没有打电话回去问他。

　　他大概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就是顺嘴说了一句。

　　那天夜里我把沈建国床头那个相框拿了下来。

　　那是我们结婚第一年照的，在公园，我跟他站在一起，我比他矮半个头。那年我四十六，他五十二，我们两个都不年轻了，照片里也看得出来，眼角有皱纹，笑得不是很开，就是两个普通的中年人站在公园里。

　　照片背面有一行字，是他写的，他字很小，我拿到灯下才看清楚——"建国，秀兰，某年某月"，他没写具体是哪一年，就写了"某年某月"，我当时觉得好笑，现在还是觉得，这个人，真的很奇怪。

　　我把相框放进了自己的包里。

　　其他的东西，我还没想好。

　　那双棉鞋，我放在门口，又拿了回来。

　　还没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