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公八十岁生日,我包了个大红包
公公把红包放回桌上的时候,我的手还伸在半空里。
那是今年三月,他八十岁生日,我们在镇上最大的那家酒楼订了三桌。红包是头天晚上我自己包的,六百块,装进那种烫金的信封,用手指按了按,觉得厚实,才放进包里。
我嫁进这个家二十三年了。
说起来也没什么好说的,就是寻常日子,丈夫叫建国,我叫秀萍,公公叫老谢,婆婆走得早,我进门的时候她已经走了三年,所以我和公公这段关系,是干净的,没有婆媳那些弯弯绕绕,就是翁媳,他管我叫秀萍,我管他叫爸。
二十三年,他叫过我秀萍多少次,我自己都记不住。
那天到酒楼的时候,亲戚们陆陆续续来了,大伯子一家从外地专门赶回来,小叔子也来了,带着他新交的那个朋友,一个穿格子衬衫的年轻人,整顿饭没怎么说话,低头玩手机。桌上摆了冷盘,有一碟卤猪耳,切得很薄,叠得整整齐齐。
公公坐主桌的正中间,穿一件藏蓝色的夹克,是建国前两个月帮他买的。他人瘦,那件夹克穿在身上有些宽,但他喜欢,穿着问我好看吗,我说好看。
酒过两巡,建国站起来说,今天爸八十岁,大家敬他一杯。大家就都站起来,我也端着杯子站起来了,愣了一下,然后想起来包里还有那个红包没拿出来,就弯腰把包拎过来,把红包取出来放在他面前,说,爸,生日快乐。
他低头看了看,没拆,把信封拿起来,递还给我。
不是推辞,不是那种"哎哟你们这孩子"的客气。他就是平平静静地把红包拿起来,放回我手心里,说,秀萍,不用。
我当时站在那里,也不知道为啥,没说话。
大伯子那边有人打了个圆场,说来来来喝酒,话题就岔开了。我把红包重新放回包里,坐下来,夹了一筷子卤猪耳,嚼了两下,味道有点咸。
回去的路上,建国开车,我坐副驾,公公坐后排。镇上堵了一段,前面有辆卡车抛锚,建国把窗子摇下来,伸脖子往前看,说堵死了。
我没说话,看着外面。路边有一家卖饲料的店,卷帘门拉了一半,里面黑着。
公公忽然从后排开口,说,秀萍。
我回过头,他靠在座椅上,看着前面,说,***那年过六十,你也是自己包的红包。
我停了一下,说,嗯。
他说,那次你婆婆高兴,揣着那个红包出去给人看,说我儿媳妇包的。
说完他没再说别的,建国那边接了个电话,侧过身说了几句,前面车动了,我们也动了。
也不知道那一刻算不算什么。就是他说了这么几句话,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,就没接,窗外的那家饲料铺子退到了后面。
其实这二十三年,他从来没有当众给过我难堪,这我要说清楚。他是那种老派的男人,话不多,背挺得很直,年轻时候在工厂做过技术员,退休前还得过一个奖状,裱起来挂在他房间里,我有时候进去帮他打扫,偶尔抬头看一眼,字已经有些褪色了。
他对我,说不上亲,也说不上淡,就是一种平的。你做了饭他吃,你逢年过节买了东西他收,但他不会专门说什么,也不会问你累不累。
我也习惯了。
有一年我妈生病,我连着几天往医院跑,有一天回来晚了,饭没来得及做,我进门的时候以为他会说什么,他没说,自己泡了碗方便面,在桌上吃,面汤还剩半碗,碗边有一圈油花。我当时看见那碗面,想了想,说爸我明天早点回来,他嗯了一声,就这样。
那年我记得很清楚,因为就在那段时间,建国出了一次小事故,车蹭了别人,修车花了将近两千块,家里那个月紧得很,我和建国为这个吵了一架,吵完两个人都没说话,饭也没吃。后来还是公公在厨房里炒了个蛋,拿出来放在桌上,对我们说,吃饭。
我现在有时候还能想起那个鸡蛋炒得很老,带了点焦边,但吃下去的时候没有觉得不好,反正就吃完了。
生日那天晚上,建国洗澡去了,我坐在床上,包还挎着,想起来才把红包取出来,放在床头柜上。
六百块,还在里面。
说不清楚那一刻是什么感觉,也没有特别委屈,就是有点重,说不清楚重在哪里。想了想,也没想出什么来,就把灯关了,躺下。
建国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快睡着了,他上床,碰了碰我,说,今天累了吧。
我嗯了一声。
他说,我爸那个红包的事,你别多想,他就那个人,面子上不喜欢收。
我说,我知道。
然后就没再说了。
过了大概有半个月,有一天我在厨房剥蒜,公公忽然走进来,在旁边椅子上坐下,说,秀萍,你老家那边祭扫的事,今年几号?
我说,清明前一天我们去。
他点点头,停了停,说,你们去,多烧点纸。
我说好。
他坐了一会儿,又说,***走多少年了。
我说,七年了。
他就没再说话,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,站起来出去了。我手里的蒜还剥了一半,继续剥,厨房里有油烟机的声音,嗡嗡的。
反正就是这么一件事,说起来不算什么,我也没有当场说什么,什么都没说。但我把那个红包,后来没有再放进抽屉,就那么立在床头柜上,也没再去动它。
建国有一天看见,问我,这干什么,我说,放着。
他也没再问。
那个烫金的信封,放在床头柜上,被台灯一照,
有点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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