婆婆生前总说我不好，临终却把房产证塞进我手

　　房产证是她自己从枕头底下掏出来的。

　　我当时正在给她翻身，手刚碰到她后背，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力气大得不像一个已经三天没怎么吃东西的人。我以为她要说什么，就俯下身去，她没说话，另一只手摸到枕头底下，把那个牛皮纸袋子拿出来，直接塞进我围裙的口袋里。

　　我愣了一下。

　　那是冬天，我围裙口袋里还装着半包没用完的纸巾，袋子进去的时候把纸巾挤出来掉在地上，我没有弯腰去捡，就那样站着看她。她把眼睛闭上了，嘴唇动了动，我听见她说，难为你了。

　　就这五个字。

　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把纸巾从地上捡起来，放回口袋。

　　我嫁进这家门是1993年的春天，那年我二十六岁，我丈夫李建国二十八岁，他妈妈那年五十一。我们结婚的时候婆婆没来参加婚礼，说脚不舒服，后来我才知道脚根本没事，就是不想来。

　　她对我的意见从一开始就摆在脸上，也不遮掩。我娘家在郊区，家里兄弟多，她嫌我没有正经工作，在街上卖过菜，后来在一个厂里做过流水线，她觉得这不体面。建国那时候在单位上班，她觉得她儿子配个有单位的媳妇。

　　我们最开始住在一起。那时候房子小，三个人挤在一套两居室里，婆婆住小房间，我们住大房间，厨房是公用的。她做饭从不叫我，但我不去帮忙她又嫌我懒，反正怎样都是错的。有一次我去厨房，她正在切土豆，我说我来吧，她把菜刀放到砧板上，没说话，走出去了。饭桌上那盘土豆丝，我一筷子都没动。

　　她当着我面说过最难听的话，是结婚第三年，我第一次怀孕，三个多月的时候流掉了。我刚出院回来，在床上躺着，她进来，站在床边，说，身体不好就要好好调，以后别干那些重活了。听着像是在关心我，但她说完这句，停了一下，说，建国他爸走得早，我就这一个儿子，这你是知道的。

　　我就是知道。

　　建国后来生气，跟她吵了一架，母子俩大概冷战了一个月，然后也就过去了。日子还是那样过，她做饭，我刷碗，她买菜，我择菜，谁也不主动说话，但谁也不离开这个桌子。

　　后来我们搬出去住了，她一个人住那套老房子。大概是我们搬出去之后，关系反而没以前那么绷着了，逢年过节回去，她会给我留吃的，有时候我去看她，她也会说，你头发长了，去剪一下。就是那种，大面上过得去的样子。

　　她查出来有问题是前年秋天，胃上的事，动了手术，动完之后人一下子垮下来，恢复得很慢。建国是独子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就接她过来住。

　　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，建国还在上班，白天照顾她的事基本落在我身上。

　　反正，就是那样的日子。喂饭，擦身，换床单，有时候半夜她叫一声我就得起来。她大概自己也知道，说不出什么来，有时候我喂她吃东西，她会说，你去忙你的，我自己来，但她自己拿不住碗，说完还是要我喂。

　　有一天下午她忽然问我，你恨我吗。

　　我正在给她晾手边的毛巾，愣了一下，说，说这话干什么。

　　她没接话。

　　我把毛巾叠好放在床头柜上，也没再说。反正就过去了，也不知道为啥，那个话题就那样断了，我们谁都没有再往下说。

　　她走的那天早上，建国在，我也在。

　　她已经说不出完整的句子，就是睁着眼，偶尔动一动嘴。建国握着她的手，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，手里拿着一个橘子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拿起来的，一直没有剥。

　　她走的时候很安静，就是眼睛慢慢闭上了。

　　建国出去打电话，我还坐着。那个橘子放在大腿上，我低着头看它，皮是那种暗橙色的，有几个地方有点软，放得有点久了。

　　我把它放到床头柜上，站起来，拉了拉她的被角。

　　牛皮纸袋子后来建国拿去看了，里面是老房子的房产证，还有一张纸，是她自己写的，说这套房子给我，归我名。建国看完折起来，放回袋子，说，妈早就想好了，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哑，我就没接话。

　　说不清楚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这件事的。

　　也许是手术之后，也许更早，我不知道。那张纸上的字是她的笔迹，写得工整，就是手有点抖，最后一个字的末笔画出了一条淡淡的细线。

　　我在脑子里转了很多次那句"难为你了"，想弄清楚她在说哪一段，是照顾她的这几个月，还是更早，还是什么别的。

　　大概是想不清楚的。

　　那个牛皮纸袋子现在放在我家柜子的第二层，旁边压着一件她的旧毛衣，枣红色的，洗了很多次，袖口已经起毛球了。

　　我一直没把那件毛衣扔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