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哥三十年没回家不管父母

　　父亲的骨灰还没凉，大哥的电话就打来了。

　　不是来问我父亲最后几天怎么过的，不是来问母亲现在怎么样，就是问我：那套房子，登记的谁的名字。

　　我当时站在医院走廊里，手里还捏着一张没用完的餐票，是我上午去食堂买饭留下的，五块钱，能换一碗粥。我说，大哥，你问这个干什么。他说，你心里有数。然后就挂了。

　　那是2019年的冬天。我父亲走的那天，外面在下雨，不大，就是那种黏人的冬雨，沾在衣服上半天干不了。我在医院陪了四十七天，最后他走得很安静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安静，就像一盏灯慢慢灭掉，没有挣扎。我当时没哭，只是把他的手放在被子里，然后去走廊站了一会儿。那张餐票还在口袋里。

　　大哥叫建国，比我大十二岁。我对他的印象，最深的一张是：他坐在我家老屋的门槛上，穿一件蓝格子衬衫，在削苹果。那时候我大概六七岁，他快二十了。后来他去了南方打工，我上初中那年，他打回来一个电话，说在那边安家了，娶了个本地女人，不回来了。

　　我父母没说什么。父亲放下电话，去院子里坐了很久。母亲把饭热了又热，最后也没叫他进来吃。

　　那以后，建国就很少打电话了。过年偶尔汇点钱回来，三五百，后来变成一两千。钱汇过来，但人没有。父亲住院那次，是我打电话告诉他的，我说父亲查出来肺上有问题，你要不要回来看看。他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会儿，说，严不严重。我说，不好说，医生让住院做进一步检查。他说，那你先盯着，等结果出来再说。

　　结果出来了，我没再通知他。

　　我说不清楚那是赌气还是别的什么。就是没打。

　　父亲那套房子是老城区的一套两居室，七十平，九十年代单位分的房。这么多年父母住在里面，地板是原来的深色木地板，有几块已经翘起来了，走路会发出声音。母亲嫌吵，在上面铺了一张塑料地垫，颜色是暗红色，边角已经磨白了。

　　建国找律师的事是邻居告诉我的。她说，你大哥前两天来了，在你家楼下站了一会儿，没上来，然后走了。我当时以为他是来看母亲的，想着他也许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去房管局查过档了。

　　房子登记的是父亲的名字，母亲是共有人。

　　建国的意思是，他作为儿子，有继承权。

　　我跟母亲说这件事的时候，她正在厨房煮红薯粥，木勺在锅里转，蒸汽很大，她的头发都粘在额头上了。我说，妈，大哥好像要来谈房子的事。她停了一下，说，让他来。就这四个字，然后继续搅粥。

　　锅里的红薯粥咕嘟咕嘟的响，母亲的背对着我，那件棉袄已经穿了很多年了，深蓝色，右边的袖口磨了一个小洞，她用针线缝过，线是黑色的，跟袖口的颜色不太搭。

　　我也没说什么，就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，等那锅粥好。

　　建国回来那天，我也在。

　　他比我想象中老了很多。头发灰了将近一半，人也胖了，下巴有点松，站在门口的时候感觉有点局促，像一个不太熟的亲戚来拜访。他带了一盒点心，放在门口的柜子上，我没去动它。

　　他进来看了一眼客厅，没说话。母亲从里屋出来，两个人对视了一下，母亲说，坐吧。

　　他坐下来，说了几句父亲的事，说他走得平静是好事，没受太多苦。母亲嗯了一声。我没说话。他说，妈，我这次来，是想跟你们聊聊房子的事。

　　母亲说，说吧。

　　他说，我也是父亲的儿子，法律上我有继承的权利。你们不能把我排除在外。

　　我听到这句话，手里端着茶杯，没放下，也没喝，就那么端着。

　　母亲看了他很久。然后说，你说完了？

　　他停了一下，说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讲个理。

　　母亲说，行，你请律师，我也请律师，咱们讲理。

　　那天建国走了以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桌上那盒点心还在，是糕点，包装盒上印着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品牌，盒子的边角压坏了一点，不知道是路上磕的还是本来就这样。我想起来小时候大哥削苹果的那个样子，蓝格子衬衫，阳光晒在门槛上，他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，说，吃，甜的。

　　我不知道那段记忆是真的还是我后来拼凑出来的。

　　官司打了将近八个月。

　　我们请的律师姓陈，四十多岁，说话很慢，每次见面都把材料摆得很整齐。他跟我解释，建国的主张从法律上有一定依据，但父母对房子的贡献、母亲今后的居住权，这些都可以作为依据争取合理的分配方式。他说，你们的目标是什么？

　　我说，让我妈继续住在这里。

　　他点点头，说，这个可以做到。

　　整个过程，建国和我没有单独说过话。调解的时候，他坐在对面，偶尔看我一眼，又看别处。他的律师是个年轻人，说话快，引用了很多条文，我听得不太懂。

　　最后的结果是：母亲在世期间拥有完整居住权，房产分配在母亲百年后再行处理，建国获得象征性的折价补偿，不多，他的律师说不满意，但建国签了。

　　签完字出来，我们站在法院门口。他说，你恨我。

　　我说，没有。

　　他说，你肯定恨我。

　　我说，我就是不太认识你了。

　　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先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胖了的背，有点驼，走路有点外八，小时候父亲老说他走路姿势难看，他每次都不吭声。

　　母亲后来把那盒点心打开来吃了。她说，这个牌子不错，酥，不甜腻。

　　我说，是建国带来的。

　　她说，我知道。

　　她把剩下的几块用袋子装起来，放进橱柜里，说，等你下次来，记得带走，我吃不完。

　　那袋点心我最后放在自己包里带走了。回去的路上我没有吃，就放在包里，在地铁的座位上坐着，旁边有个小孩在吃薯片，声音很响，他妈一直叫他小声点，小孩不理。

　　我盯着窗外的隧道壁看，黑的，偶尔有一盏灯一闪而过。

　　那盒点心放了一周，最后还是过期了，我扔掉的时候没拆开，整袋扔进了垃圾桶。

　　母亲的房子还是那套房子。那块暗红色的塑料地垫她没换，说换了脚不习惯。那几块会发出声音的木地板，你走过去，它还是会响。

　　她有时候会接到建国的电话，偶尔，不多。我问她聊什么，她说，没什么，就是问问。

　　我没再追问。

　　那件棉袄她今年还在穿。袖口那个洞，她重新缝了一遍，这次用的是深蓝色的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