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把遗产全部留给保姆，儿子在法庭上哭说不理

　　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让我再确认一遍，我说不用了。

　　那份遗嘱我改了三次。第一次是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之后，我坐在停车场里，把停车票折来折去，折到纸都软了，然后掏出手机备忘录开始打字。第二次是两个月后，我把它删掉重写，措辞改得更平，把一些我后来觉得说多了的话去掉了。第三次是正式去公证处之前一晚上，改了一个字，把"希望他能理解"里的"希望"删掉了，就剩"他不一定会理解"。

　　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是个年轻女孩，戴眼镜，说话很轻，大概见过太多这样的事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她把文件推到我面前，我签了名，手很稳。我自己都有点意外，以为手会抖。

　　那天下午我去超市买了一袋苹果，排了很长的队，前面大概六七个人，有个老太太结账的时候钱包找不到了，翻了半天，后面的人都没说话，就等着。我站在那里，觉得自己是透明的。

　　陈桂芳来我家是二零一二年，我先生刚查出来的那一年。

　　那时候我儿子江明在上海，刚升了主管，很忙，电话打来总是背景音嘈杂。我说你爸的事我来处理，他说好，妈你辛苦了，然后电话就挂了。我站在走廊里，听到楼道里邻居家的小孩在哭，哭了一会儿停了，然后又哭，大概是要什么东西没要到。

　　陈桂芳是中介介绍来的，四十八岁，安徽人，说话有口音，第一次来的时候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棉布衬衫，洗得很干净。我先生看了她一眼，说这个人实在。我先生看人一贯准，这是他一辈子说对的不多的几件事之一。

　　她就这么住下来了。

　　先生的病拖了四年。那四年里，陈桂芳的头发白了一块，在右边鬓角，一开始只有一绺，后来越来越宽。她不染，我问她，她说懒得弄，其实我知道她是把钱攒着寄回老家。她有个女儿在上初中，她跟我说过两次，讲到女儿的时候她声音会变，有点软，又有点硬，像是在努力不让那个软的部分太明显。

　　我先生脾气不好，病了之后更差。有一段时间每天要换三次床单，他嫌湿嫌臭，对着陈桂芳骂，说她动作慢，说她笨。她就把换下来的床单抱去卫生间，一句话不说。我站在门口看见这个，有时候想进去说两句，又觉得说了没用，就那么站着，站了一会儿进厨房了。

　　有一次夜里两点多，我睡不着，去走廊倒水，看见陈桂芳房间的灯还亮着。我没敲门，站了一会儿走了。第二天早上她跟没事人一样在厨房切豆腐，豆腐切得很整齐，我从来切不了那么整齐。

　　先生走的那天是十一月，下午三点多钟。

　　陈桂芳陪在床边，我在病房外面打电话给江明，电话接通了，我说你爸走了，那边沉默了大概两秒，然后听见他在哭。哭声听起来很真，但我没有哭。我靠在走廊的白墙上，盯着地板上一条裂缝看，裂缝从墙根延伸出去，大概有三四十厘米，末端有一个小小的分叉。

　　江明当天晚上飞回来了。他在殡仪馆帮着办手续，跑前跑后，脸上是那种刚失去父亲的人该有的样子。我看着他，觉得他长大了，长得很好，也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，但我说不出来。

　　那几天陈桂芳一直在，帮着联系亲戚，买东西，守着。她没有太多话，就是在。有一次我在书房坐着发呆，她进来说了句"您要喝点什么吗"，我说不用，她就出去了，过了一会儿又进来，把一杯热水放在我旁边的桌上，没有说话，转身走了。那杯水我后来喝了，温度正好，不烫也不凉。

　　我知道这没什么，就是一杯水。但我就是记住了。

　　办完后事，江明提起房子的事。

　　那套房是先生名下，加上存款，算下来也有几百万。江明说妈你一个人住太大了，要不先过到我名下方便管理，语气很自然，就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我问他你来上海多久了，他说四年。我说你爸生病是几年，他停了一下说也是四年。我说嗯，然后不说话了。

　　他大概以为我接受了。

　　陈桂芳那段时间在帮我收拾先生的东西，书房的书架后来整理了好几天，因为先生的书很多，有几本是很老的，书脊都要散了，她一本一本用牛皮纸把书脊糊上，我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找到的牛皮纸，用面粉煮了浆糊，贴得很仔细，但不太好看，歪的。

　　我看着那堆书，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我说不清是什么，大概也不需要说清。

　　那份遗嘱决定把房产和存款全部留给陈桂芳，是我一个人想了很久的事，不是一时冲动，也不是为了让谁难看。

　　陈桂芳不知道。公证完成的时候我没有告诉她，我就告诉了律师，说等我走了之后他们自己去处理。我想着我可能还有几年，我们继续过日子，她继续帮我，我继续付她工资，该怎样就怎样。

　　但我高估了保密的时间。

　　律师那边出了点问题，一个细节传出去了，辗转传到了江明耳朵里。他打电话来，声音很不好听，说妈你是不是被人骗了，说外人就是外人，说了很多。我没有挂电话，让他说完。说完了我才问他，你爸生病那四年，你回来过几次。他那边不说话。我说你数一数。

　　他说他工作忙。

　　我说我知道。就挂了。

　　法庭那天江明哭了。

　　他哭得很用力，眼睛红了，肩膀抖。旁听席上有几个亲戚，我看见他们的脸，大概在心里觉得他可怜。我坐在那里，听他的律师说各种法律条文，说老人被欺骗，说保姆有动机，说这说那。

　　法官问我有没有话说。

　　我说了一句。

　　我说："那四年里，每天陪他翻身、换药、擦身、喂饭、接屎接尿的，是她，不是你，不是我。"

　　就这一句。

　　陈桂芳在走廊外面等着，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毛衣，袖口有点起球，领口的线松了一圈。法庭结束她走过来，我们没有说什么，她帮我把围巾理了一下，说外面风大，我说嗯，我们就往外走。

　　她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。我也还不知道。

　　我先生的那几本糊了牛皮纸的书，现在还在书房的架子上，歪歪扭扭的，不好看。

　　她说等哪天有空，重新糊一遍。